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民主国家既系以人民为主而要求国家统治权限的行使，则民主政治当以获得多数的支持为基础，即政府统治的正当性应来自于多数人的支持。

这种认识在根本上混淆了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审查与对基本权利干预的审查，不仅无助于揭示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客观样貌，也将导致合宪性审查的三个阶段在逻辑上难以自洽。3.尊重第三方财产 在来自苏黎世的涂鸦者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艺术自由的保护对象自始就不包括为发展艺术的目的而去恣意使用或者破坏他人财产的行为。

[25] Martin Borowski, Grundrechte als Prinzipien,2. Aufl., Nomos, Baden-Baden,2007, S.149. [26] 参见王锴：《论立法在基本权利形成中的作用与限制——兼谈公有制的立法形成》，《法治研究》2017年第1期，第101页以下。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审查与对基本权利干预的审查，主要表现为流程上的上下游关系，它们的审查内容并不重合。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是指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限制，它为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划定了边界。[61]其次，历史解释旨在探求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原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基本权利可能受到的威胁也在发生变化，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也要着眼于当下，这就是目的解释的必要性所在。这两个案例所体现的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与基本权利干预合并审查的思路，被德国学者称为基本权利干预合宪性审查步骤的哥白尼转向。

如果把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比作气球，气球所能吹到的最大程度就相当于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在明信片或贺卡中，投递人只是放弃了寄送过程中对必要的参与者如邮递员、分拣员的保密，但并不意味着他希望与这些人交流思想，同时他也相信邮递员、分拣员等基于他们的职业义务不会将内容泄露出去，因此没有密封的通信并不会妨碍特定人之间的思想交流。[74]如果一个行为违背了权利的真正内涵，即会构成对权利的侵犯，此时限制也是不存在的。

[8]学界讨论最多、对实务影响最大的，主要是狭义上的基本权利保护范围。我国宪法第12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据此，不携带武器构成集会自由的内在限制。基本权利的核心又称为基本权利的本质内涵，其反映了该基本权利对于基本权利主体的人格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

[20]在该案中，法院也在是否受宗教自由的保护与政府是否干预了宗教自由之间建立了直接关联。在德国的一起案例中，一名邮递员撕毁了科学教派投寄的广告印刷品，[30]原本行政法院仅需审查该行为是否违反了邮递员的职业义务，法官却转而怀疑邮递员的撕毁行为可能要受其良心自由的保护，于是在邮递员的良心自由、职业义务甚至邮政事业的功能之间进行衡量，使得简单问题被复杂化了。

其一，可能威胁到基本权利的社会关联性。例如，在陶国强、祝树标等与东莞市国土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赔偿纠纷案中，原告陶国强等四人请求确认东莞国土局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杰违反宪法第27条第2款关于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规定，但公民并不享有请求国家机关依靠其支持、密切与其联系的基本权利。国家通过立法界定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先要确定基本权利的核心，并围绕基本权利的核心形成保护范围，同时还要考虑国家履行基本权利保障义务的可能性例如，当时有的认为，人大是‘可有可无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开会只不过是‘举举手，办手续，走形式。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在第一届全国人大讨论五四宪法草案时，彭真发言指出，彼时中国社会中守法意识不足，例如一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错误地认为，法律是只管老百姓或者只管‘小人物的，至于‘大干部‘大人物，只要注意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就够了，对法律遵守不遵守，是无关重要的，一些工人、农民认为人民既然已经当家作主，就用不着再遵守什么法律，当时此类错误思想不一而足，在各个层面、各个行业、各种社团之中皆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有鉴于此，必须依靠人大制度对包括执政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内的各种组织以及社会各界进行监督，即人民群众是专政机关的依靠，专政机关是人民群众的武器，二者必须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巩固我们国家的法制，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还有的把人大常委会当作政府的一个部门……[34]这一切都迫使全国人大的主事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在拨乱反正之后迅速提升人大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以使其尽快与宪法规定相符。于是，做与说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2001年2月，辽宁省沈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期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在表决时未能获得通过，引发很大的社会反响。1997年，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两院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新闻稿。

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大制度，并对人大与法院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法院的产生、法院院长的选举和罢免，以及对法院的监督权属于人大。当然，健全人大制度，还必须将人大与国家、民族的发展关联在一起，从更高的制度层面入手。

执政党、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这三个原本具有不同职责的主体，借助法院年度工作报告制度被稳定地关联在一起。法院年度报告工作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大制度的引领作用，通过人大代表整合社会大众对司法工作的意见，促使法院系统自觉地将自身的工作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紧密结合的特色制度。经过短暂的摸索，迅速确定了执政党对法院的领导体制，例如政治法律委员会设分党组干事会接受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法院内设党组领导法院内部工作等。[23]忽视法院审判能力建设的问题后来愈发严重。为了将这种认知上升为全党以及司法系统内的共识，195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和法制委员会联合召开第一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文称为五四宪法）正式诞生。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制度，已由最初的撰写、报告工作、大会表决等几个环节，演变为向代表们征求意见、撰写报告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及执政党预审、正式报告、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审议、适当修改、大会表决、召开专题会议落实等一套复杂的制度模式。例如董必武195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专门提及当时发生在华东地区的一件事情，江苏松江县法院的一位审判员在审讯一位资本家时，这个审判员说：‘你犯五毒了……。

[9] 1951年9月，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召开。其次，它与执政党的宏伟政治追求紧密相关。

同时，该报告还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司法机关究竟应该向谁报告工作？是向人民代表机关，还是向人民政府？抑或是向执政党？ 与此同时，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也在陆续召开。此后，类似的话语不断被反复提及。

（二）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它们的活动实施监督。（二）应对守法精神不足之国情 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制度的形成，也与执政党对中国法制国情的判断有着一定的关系。我问过办公厅秘书局局长马伊同志，大会发言效果怎样？他说，很多代表都到休息厅喝茶、吃点心去了。在实际执行中，以1983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一直采取的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全国人大代表全体会议上口头报告的方式进行，再以分组方式接受全体人大代表的审议和政协委员的讨论。之所以如此规定，既与当时人大尚未召开的现实有关，也与当时党内一些人的担忧不无关系。

五四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上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方面，司法能力不足和司法腐败现象屡有发生，引发了民众对司法工作的不满。

该条例的第10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的领导和监督。[49] 以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为例。

第一，提高会议质量的压力。在依法治国方略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特定背景下，类似事件的发生自然吸引了学者们的目光。不过，先前的那些研究成果大都只是从人大制度或者法院制度本身展开讨论。当时有的报纸提出要自己写稿子，分管新闻报道的一位副秘书长说，对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的新闻报道，新华社给发个通稿就行了。

[30]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405页。二是确保党对人大工作的绝对领导。

鉴于法院与政府这两类组织在性质上不同，当时在构建其关系时作了不同的安排。目前各省市民政部门，应注意把县一级人民代表会议开好，各大城市民政部门应注意把区级人民代表会议开好。

这些观点最终体现在人大制度之中。以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为例。